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的翻译——罗旭


她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,用流利的法语、英语翻译,语惊宾客,也深受领导人的赞赏。

罗旭祖籍福州鼓楼区南营,出身在福州著名的外交世家。她的叔曾祖是清末外交家、翻译家、李鸿章的幕僚,出使英、意、比三国大臣的罗丰禄;她的祖父罗忠尧是晚清驻新加坡总领事;罗旭的叔祖父罗忠诒1926年出任中国驻丹麦公使;叔祖父罗忠咸民国时期任中国驻伦敦副总领事;罗旭作为副代表兼任翻译跟随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。


父母亲、名教授给她打下外语基础

罗旭在浓浓的书香大家族里成长。她的祖父罗忠尧去世时,长子罗孝章(罗旭之父)才5岁。罗孝章11岁考入清华学堂,准备作为庚子赔款留美学生。25岁守寡的祖母舍不得,经亲友劝解她才勉强同意,但要孝章定亲后方可成行。孝章竟提出了与对方“相亲”。在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年代,这是惊世骇俗之举,在福州城引起不小的轰动。随后孝章又提出:要比自己大两岁的未婚妻去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英文。16岁的罗孝章结束了清华园的学业,订了去美国的船票才和许佩珍入洞房。蜜月未满,孝章便启程赴美。他先后在哥伦比亚等大学攻读9年。获硕士学位后回国,供职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驻上海办事处,任至副总工程师。

罗旭的母亲许佩珍秀外慧中,填得一手绝妙诗词,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慈母浇花护苗,罗旭说英语比说福州话还要早。新中国成立后,许佩珍和许多穿列宁装的新中国女士一样,津津有味阅读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,掩卷之余,以诗词写下读后感。可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波涌浪逐,许佩珍的母亲及小妹定居台湾,其表弟梁序昭又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“海军司令”,使老人背上沉重政治包袱,后半生的道路坎坷,“复杂”的社会关系也影响了罗旭。

罗旭1934年出生在上海。两岁时,她发现自己老是穿姐姐换下的旧衣服,长哭抗争,孝章从中窥测次女外柔内刚,是可造之材,特地为她单独讲授安徒生童话等英文作品。罗旭英语翻译准确无误,字正腔圆,得益于双亲的启蒙;罗旭的文学造诣之深,多半来自母亲的耳濡目染;罗旭胸中始终翻涌着四海波涛,则出自父亲的超前意识。

许佩珍对柔弱的次女关爱有加,总怕她患病,小学时,罗旭从校回家就卧床休息,功课都由聪明的弟弟代劳。这样罗旭便赢得了床上“神游”时间。许多文学名著,都是由弟弟从父亲书房中“偷”来,交给她阅读品味。童年的罗旭不是捧着书本漫游书山诗海,便是背诵诗词歌赋。可好景不长,上海滩使她屈辱、悲愤:4岁,她目睹了美国军官侮辱父亲的场面;7岁,日本军官挥刀威吓她,还拧她小耳朵;10岁,上海光复,她又目视美国兵耀武扬威、行凶街头及国民党接收大员疯狂劫掠民脂民膏。15岁,父亲突患肝癌撒手人寰,家道中落。母亲深受刺激,罹患重病。父亲丧事由公司代办,代办人趁火打劫,把父亲的赡养费耗去大半,全家人雪上加霜。国恨家仇民怨让她顿生报国之志。

有幸上海滩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,罗旭姐弟才得以继续学业。1952年,罗旭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外语系。时父亲去世4年有余,母亲因家中经济“弹尽粮绝”,急得旧病复发。所幸3个成年子女都考上清华、北大。母亲才在老同学的夫君、北京图书馆馆长王重民教授帮助下,携幼子和寡居半个世纪的婆母迁居首都,为王教授的学友抄书。母亲含辛茹苦,靠毅力和韧性,又在国家的培养下,4个子女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。


看到了毛主席目不转睛忘了翻译

1958年罗旭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,她想执教鞭,报告参加军干校被拒,家庭出身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。然而国家需要改变了她的命运,罗旭跨进了外交部街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门。这样,罗旭便与后来担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、后来成为她夫君的赵稷华大使邂逅了。

当时,外交部十分缺乏年轻的翻译干部,刚成立了翻译队。从北京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俄语学院等调入一批英、俄、法三种语言的三四十位应届毕业生,分三个班突击补习、强化训练外文翻译课程,那时学外文的毕业生远不能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,基本上不参加第一线的外事工作,但罗旭出类拔萃,外语,特别是口语水平十分突出,例外地承担了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外宾或外国使节的口译工作。一年后罗旭结业,调入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,正式参加第一线的外事翻译工作。在这里一干就是14年。因人手少,罗旭常加班加点,甚至通宵达旦。那时外国领导人访华,双方讲话稿都要译成几种文字,罗旭精通法、英双语,可直接互译,不必通过中文译文转译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当时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干部还很少,罗旭这个优势使她在翻译室青年干部中脱颖而出,成为翻译室法文组业务骨干。

罗旭在翻译室的最初4年间,先后任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宋庆龄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的法语翻译。1959年,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,罗旭目不转睛地盯着只能在书报、照片中见面的毛主席,忘记了翻译。宋庆龄副主席用上海话提醒,她才进入角色。


参加“九评”笔译 一词传神专家击掌

1962年,罗旭因社会关系,她的身影在高层领导会谈中消失了。祸兮福所倚。1963年至1964年,罗旭被借调到编译局,参加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》等重大文章的笔译工作。那时中苏分歧尖锐化,爆发了大论战,中方发表了一系列“九评”的理论文章。中央组织了专门的班子,集中一批水平高的人来翻译这批文件,并请有声望的外国专家参加定稿工作。这项工作要求很高,是提高理论和外文水平的极好机会。罗旭抓紧充实自己,也干得很出色。一次,在“大文章”中有一句描述当时国际形势的诗句: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这个“满”字十分传神,但却难倒了译者们。大家提出的种种译法,外国专家都不满意。罗旭用了“pervade”一词,外国专家击掌称好。

工作之暇,酷爱文学的罗旭手不释卷,时常钟情于19世纪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乔治•桑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先驱斯汤达的佳作,特别是乔治•桑文字清丽流畅,描绘细腻,强烈感染了她,又丰富了她的翻译内容和词汇。罗旭还陶醉西洋音乐,尤其贝多芬、莫扎特的音乐使她几乎到了忘我境界,又让她的翻译蕴含诗情画意。数十年的外交生涯,她与国际政治、历史和现实的外交风云变幻结下了不解之缘,每天,她必定阅读大量报纸、杂志,跟踪形势,研究动向。


毛主席赞扬她像后羿能射下九日

1964年,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勇龙桂会见法国议员团时,这位思路清晰、辞章逻辑性俱佳的专家,系统地向法国人介绍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,无意之中让担任译员的罗旭露了一手,“小同志,你译得真好!”会谈结束后,勇龙桂夸奖道。“为您做翻译是一种享受!”罗旭喃喃地回应。

罗旭于1971年再度出现。第二年暮春,她自外交部翻译室调至非洲司综合处。当年,法国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,罗旭出任随团翻译。但毛泽东、周恩来会见贝当古时,她仍不能出面。李先念副总理与贝当古会谈时,贝对罗旭的口译水平大加赞赏。此信息转到周总理处,周恩来说了话:“法文学得好,只要对党有感情,社会关系再复杂也无妨。”敬爱的周总理心系外交事业,关注类似罗旭那样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年轻学子。此后罗旭又可以参加毛泽东、周恩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等外宾访华的口译工作了。

不久,罗旭与王海容、唐闻生一起去毛泽东那里参加接待某非洲国家元首的工作。会见外宾前,毛主席含笑说道:你们这些人的名字好厉害。唐闻生是闻生不闻死,罗旭和后羿一样,会射下9个太阳。毛泽东幽默、含蓄,后由周恩来作了注脚:前一年冬天,江青在钓鱼台宾馆宴请几位翻译,罗旭认为这与工作无关,拒不前去。后来,周恩来称赞:“罗旭敢顶江青,是个‘很有个性的人’!”


周恩来点点头对她双语翻译满意

与罗旭交往过的外国朋友普遍认为,她的法语讲得就像真正的法国人,并惊叹她竟是个未留过洋的纯粹土生土长的外语系毕业生。在50年代的大学里,不仅没有出国学习的机会,口语训练的设备也很简陋,教学中刚开始使用录音机,是集体用的。罗旭富有外语“细胞”,如何能学到这种水平呢?其“秘密”有几条:一是热爱法语和法国文学,大量阅读原著,达到几乎痴迷的程度;一是尽量脱离中文,用外文思考;再就是熟读历史,各种历史书是她案头必备的,随时翻阅、查对。这也是她搞高层外事翻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。因而,她成为外交部为数不多的能同时熟练运用两种文字翻译的高级译员。

1972年5月,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访华,非洲国家驻华使团在北京饭店庆祝“非洲日”,邀西亚德参加。周总理应邀出席,罗旭担任译员。这是她受到“冷遇”10年后,重新担任高层领导的口译工作。西亚德不会说法语,非洲驻华使团团长、几内亚大使则不懂英语。由于罗旭熟谙英、法两国语言,于是一场几乎让非洲兄弟枯坐向隅的谈话顿时轻松起来。事后,非洲使团的一位礼宾官不由得连连称赞罗旭,周总理也点点头,对她双语翻译感到满意。


跟随邓小平出席“联大”特别会议

1972年秋,罗旭随副外长乔冠华出席第二十届“联大”会议。翌年早春,罗旭又随外交部长姬鹏飞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。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越南战争的结束。
最令罗旭难忘的是1974年暮春,她作为副代表兼任翻译,随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“联大”会议。会前准备工作阶段,罗旭从头至尾参与了大会发言稿的起草。最后一稿由邓小平口授,由当时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记录,罗旭负责查对资料。此稿经罗旭核对好,呈送毛泽东时,毛泽东只听秘书读了一遍,就吩咐用红笔画三个圈,即刻退给外交部办理。后来毛泽东接见邓小平为首的出席特别联大中国代表团时,又当面表扬了这篇讲话稿。在那次特别联大的重要会议上,罗旭坐在邓小平的身边,亲闻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庄严宣告:“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!”邓小平讲话后,前来握手祝贺者之多,在联合国是空前的。翌年仲秋,罗旭再度以副代表身份出席第三十届“联大”会议。

1975年,因“社会关系复杂”,罗旭再次“沉寂”,她没有虚度岁月,笔耕不辍,参与了《巴尔扎克全集》、《戴高乐回忆录》以及乔治•桑等的法国名著的翻译校订工作,她曾想回到大学执教鞭但未获准,她还翻译了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文章。10年后,她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职,先后在齐怀远(前副外长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、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)、马毓真(前洛杉矶大使衔总领事、驻英国大使、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)两任司长麾下,从事该司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,以参赞衔主管新闻发布处。

1988年,大病初愈的罗旭赴阔别已久的纽约联合国总部,与夫君赵稷华会合,赵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。罗旭先后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组和新闻组担任参赞,至1992年冬卸任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参赞。在纽约5年,罗旭感受十分丰富。1992年深秋,联大新闻委员会中各方发生尖锐分歧,几度协商无法形成决议案,大会濒临破裂。中方经过与各方个别接触,查找联合国有关档案,终于成功地已率先让步赢得主要分歧国家接受了“求大同、存小异”的精神,终于协调一致。委员会秘书长、阿尔及利亚参赞在总结大会上赞扬中方以“中国式的智慧”挽救了协议案,使各方皆大欢喜。

罗旭心系故里,家乡人也怀念她。1997年12月,福建省统战部邀请她与中国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、罗旭的夫君赵稷华“回家看看”,罗旭一到福州南营老家激动得流下泪水,啊!这是外交世家的祖籍地,这是她魂牵梦绕的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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